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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后 她的人生改变了

2017年12月11日 11:33 | 作者:蒋隽 | 来源:信息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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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工作,一边是死亡,一边是新生。

她的手机,24小时开机待命,随时准备赶往医院。

她叫陈丽,27岁,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她认为,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是陪伴者、安慰者:“在别人人生中过不去的那个坎上,出现、倾听……让他们觉得有肩膀可靠,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。”让家属在生离死别的“那一刻,有一个安慰,哪怕能减轻他们一点点的痛苦,就够了”。协调捐献成功,挽救了其他生命,固然好,但即便捐献不成功,也“并不遗憾,随缘就好”,因为“我们是协调员,不是劝捐员”。

陈丽

27岁,江西人,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。当协调员两年来,经她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有300多例,其中超过1/3实现了成功捐献。

受访当日,陈丽在捐赠者名单的纪念墙前留影

受访当日,陈丽在捐赠者名单的纪念墙前留影

工作中的一幕

捐献者母亲在她的肩上崩溃大哭

今年中秋前夕,一名2岁的小女孩在楼梯上玩耍时摔下,头部着地,脑死亡。

她的父母很痛苦,一开始是接受病情,想着孩子没了就火化,后来听医生说可以捐献器官,挣扎之后,他们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,让孩子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延续。

凌晨2点,孩子从当地医院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。“孩子很小,特别安详,就像睡着了一样。过床的时候,一个人就轻轻把她抱过来了。”陈丽开始跟她的父母沟通器官捐赠事宜。由于当地医院也给过相关解释,这对父母更多的是静静地听,偶有不明白的问一两句。

“两个人都双眼通红,非常疲惫。爸爸私下跟我说,孩子妈妈已经伤心过度,细节就不要跟她说,也不要让她看。”这个男人承担了一切。

从抵达医院到将孩子送进手术室,这对父母话都不多。直到父亲去太平间签字,只剩下陈丽陪伴母亲,这位母亲才在陈丽的肩上崩溃大哭,诉说女儿多懂事、多可爱,希望孩子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延续生命,让他们有所寄托。

“有的家属并不一定是跟病人生前告别的时候哭泣,可能是过了之后的某一时刻才崩溃。而且这个妈妈知道丈夫为女儿伤心又担心自己,所以在丈夫面前都尽量克制。”陈丽告诉这位母亲,她的女儿是天使,在陪伴爸爸妈妈的两年里让爸爸妈妈快乐,最后还帮助了5个人,“这个孩子捐了肝脏、肾脏、眼角膜”。

捐赠结束之后,陈丽还帮助孩子父亲协调殡仪馆等后事处理,在家属需要的一切环节提供帮助。

她的忙碌生活

当协调员这两年,每个月都过得特别快

这就是陈丽的职业——器官捐赠协调员。

当协调员两年来,经她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有300多例,其中超过1/3实现了成功捐献。以每名捐献者平均让3.5人重获新生计算,经陈丽的协调,已有300多人因为爱心捐献延续了生命。

谈及这两年,陈丽的第一感受是“快”,“一眨眼就过了,每个月都特别快”,因为实在太忙了。记者跟陈丽约定的采访时间,曾因陈丽有协调任务而改期几次。等到终于约好,陈丽抽空在午饭时间受访,而地点定在医院门口,如果想选在医院马路对面都不可以,因为“病人在ICU,万一情况变化得随时回去”。

采访过程中,她不时低头摆弄手机,回完一串信息后,抬头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们会加家属的微信,他们有任何事情就在微信上随时问我,还有团队工作,都要及时回复。”采访结束后,她又一路小跑奔向ICU,当晚就睡在ICU。

陈丽的时间不是陪着病人,就是陪着家属。“脑死亡病人的生命体征、器官功能、微量元素等随时都在变化,虽然ICU有医生护士照顾病情,但我作为协调员,也要时刻关注,随时跟家属沟通病情,如果人家来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状态,你突然跟家属说病人不行了,就很突兀,家属很难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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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当日,陈丽正在整理器官捐赠知情同意书及相关文档

协调员和警察结婚,聚少离多

目前,广东只有17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资质。地方医院主管医生发现病人初步评分符合脑死亡状态,救治的希望渺茫,会初步跟家属沟通病情,询问家属是否考虑捐献。如果家属同意,医院就联络上级对口医院,派出器官捐赠协调员,跟家属进一步沟通,评估病人功能和转运风险,并把病人接回医院。观察12小时后,由脑死亡专家组判定是否的确脑死亡,如果是,接着确定手术时间。整个过程中,协调员要协调沟通医生、家属等各个方面,甚至协调沟通殡仪馆帮家属处理后事。

每一天,陈丽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待命,24小时里随时都有可能接到电话。无论几点,无论正在做什么,她接到电话后,半小时之内必须出发。“很没有私人时间。深更半夜、凌晨两三点都有接到过电话。”她所在团队的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,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,经常晚上12点还在工作,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又开始工作。

今年6月2日,陈丽领结婚证当天,她匆匆抽了2个小时跟老公领完证,又一头扎入ICU。她老公是东莞人,在江门当警察,夫妇俩把家安在东莞,两个工作繁忙的人聚少离多。有限的相聚时间里,其中一人被一通电话叫走的情况简直是家常便饭。“一次我买了高铁票去江门看他,前面只有一个人就轮到我过闸机上火车了,结果电话来了……”在江门相聚的时光里,她老公也要时刻准备着送老婆回广州工作。

两年来,陈丽没算过一周工作多少小时,也没算过连续最长工作多久,只知道,“时间利用得特别紧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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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丽走进办公室。

被工作改变的人生

“我必须坚强,让家属觉得有依靠”

陈丽认为,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是陪伴者、安慰者:“在别人人生中过不去的那个坎上,出现、倾听……让他们觉得有肩膀可靠,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。”让家属在生离死别的“那一刻,有一个安慰,哪怕能减轻他们一点点的痛苦,就够了”。

陈丽回忆起,一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脑死亡后,其父母想捐赠儿子器官,但又怕亲戚朋友不理解,指责他们没有给儿子一个完整的遗体,“父母很矛盾,他们很想捐,觉得这是好事,让儿子的生命得到延续,但别人的质疑又让他们疑虑这个选择对儿子来说对不对得起他。父母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”

“那天中午,(男孩的)妈妈独自一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聊了很久。我们请她到食堂吃饭,刚点了一个菜,ICU通知说男孩病情恶化,所有的药物都没法稳定住,如果要捐献(器官)必须立即手术。”

仓促的变化突然来临,男孩的父亲当时在郊区办事,赶回来需要时间,此刻,只能由男孩的妈妈一个人面对:一个人签字,一个人送儿子进手术室就再也见不到……

男孩的妈妈在等待室号啕大哭,打电话给孩子爸爸,“你怎么还不到,我一个人怎么面对这个事情……”整个过程,陈丽一直陪伴着这位妈妈,拥抱她,用肩膀承担她的泪水,支撑她的身体。

后来,这位母亲一直感激陈丽,因为在自己很无助的时候,起码有个人在身边陪着。

陈丽说:“很多时候,家属哭我也想哭,但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强。她哭,我也哭,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没有意义。我必须坚强,让家属觉得有依靠,相信我会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更好。”

“我们是协调员,而不是劝捐员”

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,协调捐献器官成功,挽救了其他生命,固然好,但即便捐献不成功,陈丽也觉得“并不遗憾,随缘就好”,因为“我们是协调员,不是劝捐员!”

在所有协调案例中,只有1/3能成功捐献,“有的是家属开始想捐,但后来因为其他亲属、老人家的反对,而不能顺利捐献;有的是病人因器官衰竭、感染等原因,身体状况不能维持,而不能完成捐献。”

对于犹豫的家属,协调员不会劝说;对于付出几天努力结果还是没能成功捐献的,他们也不沮丧。陈丽说:“这是工作的一部分,我们是协调员,而不是劝捐员,捐不捐完全尊重家属的意愿,这是随缘的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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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6月,中国器官捐献日公众教育活动上,陈丽向市民普及器官捐献知识。受访者供图

“做了这份工作人生会不一样”

在器官捐献协调员中,女性工作者其实是少数,因为这份工作太繁忙、太辛苦,但陈丽对这份工作却是“一见钟情”。

陈丽在大学读的专业是中药学,2013年毕业后,她在江门一家医院当了2年药师。2015年中国出了新规定,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,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。

当时,广医二院开始公开招聘器官捐赠协调员。“那时对这个工作的介绍资料和新闻都很少,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,觉得很有意义,就来应聘了。”陈丽回忆,当时医院想招聘一名女协调员,“因为跟捐献者道别的时候,家属通常情绪崩溃到极点,男协调员不方便安慰女家属。但面试主管又很担心应聘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”

陈丽面试时,刚好遇到一台捐献手术,医院让陈丽参与旁观。家属崩溃的哭泣、手术取器官、默哀……这一切都没有吓倒陈丽,“只觉得很震撼,像挑战又不是挑战,感觉做了这份工作人生会不一样。”她喜欢这种感觉,“在家属很需要安慰的时候能有人出现,我做这样的角色,挺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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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捐献手术上,陈丽(右五)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向捐赠者默哀。受访者供图

从工作获得的能量

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

在捐献器官这样的生死大事中,协调员也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,陈丽说,“经常遇到震撼人心的事情,会很有感触。”

让陈丽印象深刻的是一个20岁的男孩,番禺人,独子,遭遇摩托车车祸。“(我)赶到番禺当地医院,大堂里呼啦啦几十号人,都是男孩家族的亲戚。爸爸妈妈想捐献器官,想延续儿子的生命,但是伯伯叔叔都反对,指责爸爸说不该做这样的决定,太冲动了,全家人在争执争吵。当天晚上,病人和家属并没有跟我们回来,我们就先走了,以免刺激家属情绪。”

第二天,男孩的父母主动联系陈丽,决定不管亲戚的想法,坚持自己的本心,送儿子到广医二院进行器官捐献。“送(男孩去)手术那天,一出电梯,又是呼啦啦几十号人,男孩的全部宗族亲戚都来了。病房里面,男孩父母、年轻的堂兄妹都陪着。但这次没有争吵,亲戚们虽然有反对的,但最后还是来支持,来送行。”

这是广医二院所有的捐赠案例里,送手术亲属人数最多的一次。陈丽感叹:“中国人宗族的力量是强大而永恒的,但观念还是会改变的。他们也许反对、也许心理矛盾,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亲人,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,还是会出现。”

第二年,还是这个家族,男孩的20多岁的表兄弟出了意外,也到广医二院进行了器官捐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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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来,陈丽没算过一周工作多少小时,只知道“时间利用得特别紧凑”。

“枯萎凋零伴随生命的生发,人生就是这样”

陈丽的人生,因这份工作变得不一样。

看多了生死,她最大的感受是珍惜当下。回看自己的人生,她发现,自己对于重要性的定义和选择也有了变化。“比如拍拖,女孩子喜欢作,一点小事吵架什么的,现在都不会了,觉得为一点小事争吵没必要,还不如两个人好好地在一起。”

决定结婚也很决断、爽快,她清楚自己要什么,清楚什么是重要的。“也没时间挑,哈哈……”她开玩笑地说,“我的时间都陪伴着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,我的老公就陪伴着国家。”

虽然忙得没有节假日、没有私生活,她仍然享受这份工作。

是的,享受!很多人担心协调员成天面对悲剧,会积累太多负面情绪,心理难以承受。但陈丽觉得,生活在这个世界,无论我们愿不愿意,都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,一旦发生,我们就要选择面对和坚强,“我的意义和作用,是在家属最痛苦、困难的时候,陪伴他们。我的两个肩膀沾了无数家属的眼泪,但真正达成病人和家属的心愿之后,他们更多的(情绪)是感谢。一件很不好的事情,有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,也是好的。”她用这种方式化解负能量。

当药师的时候,陈丽在医院上晚班时很怕鬼,会随身携带朱砂、檀香、手串等辟邪的东西,而当协调员之后,身上反而干干净净,什么都不戴了,“也不知道为什么,一个人去太平间也不怕了。”

让陈丽觉得神奇的是,同事都公认,移植科跟产科是“好朋友”。“捐献手术的时候,经常遇到隔壁手术室是新生儿的诞生。一边捐献送走一个生命,另一边来一个孩子。感觉生命这边逝去、那边新生,枯萎凋零伴随生命的生发,人生就是这样,世界就是这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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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当日,陈丽正在整理器官捐赠知情同意书及相关文档。

背景

每一例捐献都离不开器官协调员的努力

2015年1月1日,死囚器官使用被全面禁止,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了移植器官来源的唯一渠道。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。

2010年,广东省器官捐献刚起步时,全年广东器官捐献仅15例。去年,广东全年的器官捐献是513例。如今,广东遗体器官捐献者人数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,约占全国12.6%,PMP(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)达4.93。今年广东的器官捐献量有望追上香港,PMP将达到6。这里面的每一例捐献,都离不开器官协调员的努力。

不过,与目前我国每年等待移植的约30万病人相比,器官捐献及协调员的工作,仍然需要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和理解。


编辑:王慧文

关键词:器官捐献 协调员 陈丽 家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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