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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一亭:民国慈善第一人

2016年12月15日 16:42 | 来源:公益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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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,风云际会、狂飙突进。有“海上奇人”之称的王一亭,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。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及造诣深厚的海派书画大家,与吴昌硕并尊为“海上双璧”,且在金融、工商、教育、佛学、外交等诸多方面都颇有作为,尤其在慈善方面更是贡献巨大,以亿元巨资投身慈善事业,当之无愧地享有“民国慈善第一人”的美誉。

王一亭

王一亭

创办慈善机构

进入近代,受西方救死扶伤、扶贫济弱的慈善思想及慈善组织的影响,民间慈善机构开始在中国出现,并迅速发展起来。在民间的热潮中,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。王一亭是这支爱心队伍中的佼佼者,他在经商成功以后,投入巨资创办了一系列的慈善机构,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救助活动。

在20世纪初叶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0多年间,王一亭主要发起创立了以下这些慈善机构:上海孤儿院、中国妇孺救济会、中国济生会、广益中医院、上海中医专门学校、中华慈善团联合会、华洋义赈会、浦东医院、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、上海乞丐教养院、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、上海收容灾民办事处、上海救丐协会、华洋救护妇孺协会……

这些慈善机构的经费,王一亭除了自掏腰包和在商界募集外,还采取举办书画展、菊花会、戏剧义演、游园会等多种形式募集。

通过这些慈善机构,王一亭向寡妇、孤老、孤儿、灾民发放生活补助,发放衣米帮助穷人过冬,向饥饿的流民施粥,向穷人提供免费的防疫和诊疗,向贫不能殓的死者施舍棺材,掩埋露尸,收养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,收容、教化游民、乞丐、妓女和孤儿等。

资助救济活动

除了出资创办慈善机构,王一亭还积极资助已有的慈善机构。由于出资金额大,有些慈善机构就请他直接主持慈善救助工作。

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曾对上海的慈善团体作过一次不完全的调查统计,在调查统计的30个慈善团体中,由王一亭任主持人或第一主持人的慈善团体有12个,占40%。对此,王个簪在他未刊印的手稿《王一亭先生言行记》中,曾有这样的评价:“凡国内种种善举组织关于养老、植孤、赈灾、放生,以致周恤贫病无告之伦,非创其始,即总其成。”

为了公平、合理、有序地施放救济,王一亭主持制定了具体的救济标准,即寡妇、孤老、残疾者每月发0.5元,孤儿发0.4元,年末每人加发白米8升,每两年发棉衣1件。按照上述标准,仅是1928—1929年的冬季,王一亭主持下的同仁辅元堂发出1升米票7100张、2升米票12259张、衣1660件;位中善堂发出2升米票4200张、衣418件;联义善会发出1升米票10542张、2升米票6125张、衣16072件;广益善堂发出1升米票11500张、衣356件;沪南慈善会发出1升米票9100张、2升米票10295张、衣452件;仁济善堂发出1升米票10411张、衣694件;中国崇文会发出2升米票6700张、衣580件。如此大规模的救济,所需巨额善款募集之艰巨,发放工作之繁巨,可想而知。

窥一斑而知全豹,在19世纪10至3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,王一亭用在慈善事业上的资金之巨、时间之巨、精力之巨,难以想象。同样难以想象的是,当时有多少穷人和灾民得到了他主持的慈善机构的救济和帮助,免遭饥寒之苦,甚至免于死亡。

发起赈灾活动

作为上海滩上的三大买办之一,作为沪南商务分会会长、上海总商会协理、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,王一亭在上海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很强的号召力。他将这种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分运用到慈善事业中,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和号召开展各类慈善救助活动,成为沪上慈善事业中最热心、最积极、最活跃的商界领袖。

宣统元年(1909),千里之外的甘肃发生严重旱灾,王一亭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,想灾区人民之所想,急灾区人民之所急,立即与李平书等人发起成立甘肃义赈协会,募集善款赈灾,还派员前往灾区调查灾情。

1920年7月,王一亭与朱葆三、徐乾麟、宋汉章等组织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湘、陕、闽三省灾民,并任中华慈善团合办湘、陕、闽筹赈处副干事长,承担具体赈济工作。与此同时,他还组织自己任会长的沪南慈善会与中华慈善团合办湘、陕、闽筹赈处,全力参与这次赈灾活动。8月17日,他又与朱葆三、徐乾麟以正、副干事长身份假“一品香”餐馆邀集各界开会,为湘、陕、闽赈灾募款万余元。9月25日,他又亲自主持华洋义赈会成立大会,参与该会赈济直隶旱灾的活动,亲任劝募队红队队长,劝募赈款。

1926年12月和1929年1月,王一亭和施省之、关炯之、虞洽卿、冯少山、王晓籁等两次邀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、王凤卿、李万春等到上海义务演剧,所得票款全部用于赈灾。

1931年夏,我国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等16个省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,受灾人口5000多万。王一亭与虞洽卿、陈光甫、吴蕴斋等沪上绅商发起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,“以拯我呻吟痛苦之同胞,而尽披发缨冠之天职”。经过王一亭和各位绅商、善士的共同努力,募得善款260多万元,分赈各省灾区。此外,他们还向灾区运送了价值169790元的棉衣、74392元的大米、51671元的面粉和7055元的药品。为了筹措赈灾善款,他还和许世英、王晓籁等发起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,并协助发行慈善香槟票10万号以筹款。这些救济,有效地缓解了灾区人民的苦难。

对于那些不是由他创办和主持的慈善机构组织开展的赈灾救助活动,王一亭也一样热心地参与,并尽力出资赞助。慈南在《记白龙山人王一亭》一文中曾说:“凡上海慈善事业,无不有先生名,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,不足以号召也者。各慈善经费恒不裕,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,因之收支常不敷,转以求先生,先生能有以纾其急。先生常谓‘办慈善事业,不愁无经费,如办得好,人自会送款子来’。有时至无可筹措际,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,集巨款,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。”

礼金移作善款

在王一亭的慈善义举中,最令人感动的是将自己和家人的红白喜事礼金也移作善款,用于赈灾和救助。

1915年10月15日,他在49岁时喜得长孙,孩子满月之际,本该大摆筵席,大张庆贺,但是他没有按例为孙子大摆满月酒,而是劝说家人和亲友,将筵资200元移作上海孤儿院经费,帮助那些失去父母,更需要关爱的孩子;1916年和1926年,他先后将自己50寿辰和60寿辰的全部寿仪捐作善款,其中60大寿收到的贺仪有大洋6000元之巨,也悉数捐赠各慈善团体,以济贫困;1924年7月,母亲蒋赵太夫人仙逝,他谨遵母亲遗命,不仅向中国济生会甲子水灾义赈处捐赠大洋1000元,还将亲友赙仪悉数充作济生会赈款;1931年7月6日,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为王一亭父亲兰畦公和母亲蒋赵太夫人90岁冥寿举行公祭活动,正在南海朝山礼忏荐福的王一亭此前并不知晓,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,立即嘱咐同人“将公祭礼仪拨作江西灾赈及普善山庄经办江浙掩埋暴露经费”。

王一亭不仅自己这样做,还倡议和劝导自己的好友也这样做,一起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。宣统三年(1911)二月二十四日,上海道席锡蕃观察之父席嘏卿80大寿,他和虞洽卿、叶鸿英等倡议将寿仪移作医院建设资金,得到席氏父子赞同;同年九月四日,普育堂董理叶棣华80寿辰,他又和李平书等倡议将贺仪移作善款;1919年11月1日,他乘联合上海商界领袖为盛竹书庆祝60大寿之际,与朱葆三、沈联芳、顾馨一等人安排以寿仪赈济湖北水灾;1926年1月21日和1935年1月11日,佛教界友人施省之夫妇六旬和七旬双庆,王一亭与施氏友人及佛教净业社同人发起将寿仪移作善款;1934年5月5日,沪上巨商兼慈善家陆伯鸿60寿辰,他与陆氏友人建议他将寿仪捐助闸北母心医院建筑经费,得到陆氏同意,于是寿宴变成了筹募捐款的招待宴;1935年,王晓籁50寿辰和旅沪30周年,林康侯60寿辰,他又和友人发起,先后将寿金移作绍兴怀婴托儿所创办之资和用于长江水灾急赈;1936年3月29日,他与吴铁城、虞洽卿等为宁波籍绅商陈良玉夫妇70双庆、50载金婚和旅沪4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,将所收寿仪全部移充善款;1937年5月2日,王一亭又和叶楚伧、邵力子等为杜月笙庆祝50寿辰,并倡议将寿仪移作复旦大学科学馆建设资金。

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,都是清末民国间上海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。这支骨干队伍的形成和发展,固然有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,但应该也有王一亭带头和影响的一份贡献。有鉴于此,笔者认为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20世纪前期的中国商人是最有爱心、最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,王一亭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。正如沈寂所说的那样:“清末民初,上海出现不少名流闻人、商界巨子。其中最得人心、为人称道的是王一亭。” (节选自沈文泉著《海上奇人王一亭》)


编辑:王慧文

关键词:慈善 上海 王一亭 民国 金融 工商 辛亥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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